oldfive 的个人博客

第五册第一课《放风筝》我很喜欢，它的开头“星期天的早晨，天气晴朗，阳光明媚”成了后来的作文开头模板。由于是作文常见题材，这篇文章的很多用词也都是小学生作文的常见词汇。
在《我的旅行》中学到“渣滓”一词，在《曼谷的小象》里学到成语“焕然一新”，在《打碗碗花》中学到“郑重其事”和“如释重负”。
另外提提两篇著名的课文，《我的弟弟“小萝卜头”》的小萝卜头原名宋振中，是杨虎城秘书宋绮云（共人比黄花瘦产党员）的儿子。《给自己写信的人》里欧立希试验了六百多次才试制成功的那种新药叫洒尔佛散，能有效地治疗昏睡病。
《“你们想错了”》里面的方志敏正气凛然，往后在中学课本的《可爱的中国》和《同志的信任》里他还会继续露脸，他的角色让人想起先后在第四册的《我的爸 爸》和第十册的 《十六年前的回忆》里出演重要人物的李大钊同志（作者都是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这种具有文人气质的革莫道不消魂命家浑身上下都是极佳的革莫道不消魂命文学素材，其先烈身份及 历史地位又保证了革莫道不消魂命文艺作品中他们的传奇光环配额，各种有意无意将其“高大全”化的传说事迹自不会少（注意李大钊自1926年3月起就躲进苏联驻北京大使馆，但 《十六年前的回忆》居然说他在“家里”）。另一方面，他们的文人身份可以使革莫道不消魂命神圣化，掩盖 其粗鄙的一面，也增加了牺牲者的悲壮感，而且他们还没有瞿秋白那样的“历史争议”，不编进教科书就太可惜了。
另外还要说说《“你们想错了”》提到的所谓“北上抗日先遣队”，这支队伍其任务其实是调虎离山，是用于弃车保帅的小车。至于传说中的此部队绑架杀害美国传教士夫妇案件，从史料来看，那是方志敏的部下寻淮洲他们干的，方志敏本人并不在场。

第三册的第一课《秋天》非常精彩，短短的几笔让人回味无穷，就好像通过几个简单的步骤巧妙地证明了一个大定理似的，值得全文回读：

天，那么高，那么蓝。蓝蓝的天上飘着几朵白云。天底下是一眼望不到边的田野。稻子熟了，黄澄 澄的像铺了一地金子。稻田旁边有个池塘。池塘的边上有棵梧桐树。一片一片的黄叶从树上落下来。有的落到水里，小鱼游过去，臧在底下，把它当作伞。有的落在 岸边，蚂蚁爬上去，来回跑着，把它当作运动场。

稻田那边飞来两只燕子，看见树叶往下落，一边飞一边叫，好像在说：“电报来了，催我们赶快到南方去呢！”

《温暖》一文中“激动得说不出话来”让人印象深刻，在后来的作文中经常作为杀手锏使用。《好朋友》中严亮在考试时不回答我的提问而是考试后主动赐教的桥段也在后来的作文中被同学们反复使用百试不爽。

学习了《画鸡蛋》后，同学们都换了一本草稿簿，因为前一本已画满了圆圈。学习了《秘密学习》后，我的书变得脏兮兮的，因为我学习革莫道不消魂命先烈把我的教科书埋进了学校的花圃。

第 三册中一下子出现了两部列宁同志主演的影片，《诚实的孩子》和《蜜蜂引路》。列宁无疑是小学课文中出现得最多的外国人，和毛、周合称吉祥三宝。在第二册中 就有一篇《列宁小时候》，在后面还有《列宁和卫兵》、《绿色的办公室》、《列宁在理发室》、《登山》等等。相较而言，马克思恩格斯两位大导师就那么昙花一 现，还是一个名额两人挤一起平分，真是够寒碜的。以列宁同志为主要人物的课文主题各有侧重，分别表现的是革莫道不消魂命导师爱学习、诚实、聪慧、勇敢、公正、不畏艰 苦的行为品质，形成一幅道德完人拼图。显然这些素材基本上都来自苏联，由此也可以想见苏联文艺宣传品中的列宁形象（注意文艺为政治宣传服务就是列宁同志率 先提出的，夺取政权后他迅速利用文艺作品搞英雄崇拜，以取代沙皇与宗教在国民心目中的位置）。而马恩两位导师之所以出镜率不高，也是因为德国人不识宝，不 知道收集他们的优秀事迹以教育本国人民，而我们作为外国人要创作的话先天条件又不足，诚可憾也。话说回来，我很好奇，苏联解体之后，列宁同志在教科书中的 戏份有没有被删减呢？

(未完待续）

我对郭巍青的转帖评论道：2010-07-28 09:39
粤语保育中的土著先锋
文化保育是好事，特别对于现在的广州来说。但至于粤语，坦率地说，我看不到有什么危机，人家纪可光提议一下把某个台主要时段新闻播音语种换一下，就说人家要灭粤语，众人皆欲杀，这是什么心态？当然值得忧虑的是某些学校打压粤语，这应该谴责，但我们应该向教育部门提出抗东篱把酒黄昏后议，而不是危言耸听地提升到什么存亡的高度。粤语哪里亡了？只要家庭语言是粤语，小孩成年后无一不会粤语，这是显见的事实。粤语电视频道在珠三角至少有十几个，比普通话电视频道收视率高得多，固定观众群人数庞大，在粤方言区除了几个大中城市和学校，粤语基本属于官方语言，普通话问个路常常都没人搭理，在这种现状下说粤语要亡，未免太荒诞了。有些粤语词汇消亡，很大程度上是时代变迁的效果，即使是粤语一统江湖的香港，那里的不少粤语词汇也消亡了。口口声声要保护广州话的青年人，不如先从自己做起，先保育好纯正的广州话，别一开口就带把港味，别学香港人把广州话或者广府话称为“广东话”。真正在消亡的，是粤剧和广东音乐，从事这些工作的人才自49后就实实在在凋零了，我们的文化保育，能记得起它们么？
2010-07-28 13:44 [删除]
郭巍青回复道：

批评有道理。不过仍然不妨碍再做一次思考。
让我们先假定，政协提案的确只是提议一次技术性的调整，原无更多涵义。假定这就是事实。
那么令人困惑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么简单的提案，在粤语群体中激起如此强烈的反弹？为什么他们忽然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受伤感”？
最简单而直截了当的解释是，他们“误解”了。“误解”论是一种很普遍的认知模式。
但是如果问，真的是他们“误解”吗？回答就不容易了。
从一个相反的角度，我是这样想的。政协委员（本人长期生活在广州）事先完全想不到，他的一个简单提议竟然会成为导火索，酿成一场社会运动，这是他的认知错误。
这种错误说明，政府的感觉，和本地人的感觉，两者之间是严重断裂的。
2010-07-28 16:23 [删除]
我回复道：

一方面是误解，一方面是媒体的 ** （许多媒体把纪可光的建议以“广州台粤改普”为标题，“粤语存废之争”这样的话语也是首先出自媒体），在媒体 ** 情绪的背后，除了一些教育机构过分推普的事实，不可忽视的是粤人优越感下降的焦虑。近几十年来第一批大规模入粤的，是号称“百万雄师”的外省民工，他们包揽了脏活累活，也带来了犯罪率的上升，这种总体感觉使我们笼统地把操普通话的人称为“捞头”、“捞西”。但近十几年来，外省人的比例不断上升，越来越多的外省人占据了社会上层的位置，本地人原本的优越感山头一失再失，终于失到了只剩本地语言的底线。社会形势短短十几年间就陡然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以前几乎每个入粤者（入穗者）都要学粤语，现在粤人必须硬着头皮啃普通话，心理落差可想而知，所以纪可光的建议引起这么大反响也就不奇怪了。
说回推普，党国在推普过程同时没有考虑到对方言的保护当然是事实，但另一方面，随着整个国家人口流动的加速，普通话的逐渐流行也是必然结果。方言的保护，需要一个合适的载体。即使国家不强行推普，若干年后，我们或许也会发现，粤语的精妙之处要翻出周星驰电影来寻找了。
2010-07-29 02:10 [删除]
郭巍青回复道：

关于“粤人优越感下降的焦虑”，我部分同意，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是事实。但是我还主张，引入代际因素来分析理解这个问题。我的假定是，普粤之争，反映的是（改革以来的）”粤二代的焦虑“。这又基于两个事实。
事实之一是，发动运动的主体，是年轻人，他们能说流利的普通话。对于他们（尤其是受过系统教育的），基本不存在要硬着头皮啃普通话的问题。换言之，是那些完全能够讲普通话的人，掉回头保卫粤语。
事实之二是，80年代开始外地**批涌入广东，外地人和本地人之间的语言障碍更大。但是那时候的社会冲突，并不以语言为议题。相反地，第一代广东商人极力操着蹩脚的普通话与客户谈生意，是广东的一大景观。民营企业（不是国有部门），特别是餐饮服务业，一切以生意为重，竞相以服务态度而招揽顾客，塑造了全国一流的服务标准，并且极大地破除了语言壁垒。
顺便还有一点。”捞头“一类说法，是五十、六十年代流行的。以我的印象，八十年代以来，近乎消失。只是在最近，它又忽然冒出来了。
所谓优越感的丧失，绝非始自今日，从90年代中期就已被普遍认识到了。
所以我更主张，要从年轻一代的状况着手，去找解释。本地”粤二代“，同时会讲普粤双语，或者还兼有客家、潮汕话，如果再会英语，他们其实是拥有语言优势的。所以，当他们在表达忧虑时，他们是想确认，自己是有优势的。

第二天
    晚上七点多，我从那间叫“人民公社”的书店出来，按着地图上的方向往维圆走去。越走我发觉周围人越多，大部分人都涌向一个方向，人潮之密，几乎连转身都困难，我也不用寻找路线了，跟着大伙一起走，或者说，被身后的人推着走就是了。又走了一段路，看到有人在发宣传单张，有简单的“政专党一束结，四六反平” 的，有民·主派的战斗文章，也有元纪大的宣传资料，又看到梁·国雄在演说，离他十多米远陈淑庄也在演说，许多人拿着手机或相机对着他们照相。随后看到 zhilianhui的人在筹集捐款，那个年轻姑娘笑眯眯地把钱箱举在我面前，我犹豫了一下，捐了5块钱，接过了她手中的小黄花。去到维圆，找了个位置坐下来，感到人似乎还不是很多，但不一会儿我身后已经全部坐满了人。很多人都拿到了大会的宣传资料和蜡烛，但是我没有拿到，没看到在哪里可以领取。这时似乎才7点半多一点，台上的人已经在带领着唱歌和高叫口号。我一直不喜欢叫口号，也没随着叫。唱的那几首歌里，有用别的歌谱改编的，也有谱和词都专为肆陆而创作的，我都不会，也没跟着学，只唱了一首《血染de风采》。台上的人带着叫了一会口号，接着就唱一两首歌，然后又叫口号，又唱歌。大概八点多一点，民·主党的李·卓人上台讲话，他说六个足球场已经全部坐满了人。他的讲话也大部分是口号，我觉得自己无法适应这种感觉，当他叫全场站起来高举蜡烛时，我从人缝里溜了出去，这时场外还不断有人进入，人多得真让我不知说什么好。后来新闻里说police称有6万多人，而举办方称有15万人，我估算肯定不止6万了，一般这种集·会的准确人数容易接近于police和举办方两方公布的人数的平均数。在我回来的路上，还有不少人往维圆的方向前进，有人在路上展现行为艺术，有扮演血迹斑斑的僵硬躯体的，有在宣传画上扮演尸体与宣传画共同构成一幅作品的。这时我脑海里又回响起《血染de风采》：
也许我告别，将不再回来
你是否理解，你是否明白
也许我倒下，将不再起来
你是否还要永久的期待
如果是这样，你不要悲哀
共和国的旗帜上有我们血染de风采
如果是这样，你不要悲哀
共和国的旗帜上有我们血染de风采
也许我的眼睛，再不能睁开
你是否理解我沉默的情怀
也许我长眠，再不能醒来
你是否相信我化作了山脉
如果是这样，你不要悲哀
共和国的土壤里有我们付出的爱
如果是这样，你不要悲哀
共和国的土壤里有我们付出的爱
如果是这样，你不要悲哀
共和国的旗帜上有我们血染de风采
如果是这样，你不要悲哀
共和国的旗帜上有我们血染de风采

第三天
       这天乏善可陈，主要活动就是在西洋菜南街淘书。香港的书价钱真高，我看到《GongChanGeMing七十年》和《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直流口水，但那上两百块的价钱还是把我吓退了，就是大陆的原版书也要把价钱升到一点三、四倍才肯卖。我横扫了四、五间书店，这几间书店都很小，而且分类很随便。我在其中一间书店看到了前天在朗诵会上表演的流·亡诗人也夫，另一间书店看到了同样在那朗诵会上表演的一对夫妇----一个中国女人和一个日本男人，这三个人是除了北岛以外仅有的三个从外地赶来参加活动的人，不如得感慨世界真小。我最后在一间旧书店里发现了张曙光的《小丑的花格外衣》和张枣的《春秋来信》，都是90年代的诗集，遂以原价拿下。
       得知晚上10点在一间书店有个什么文字音乐会，于是9点多跑了过去，管中窥豹，看看香港的文化生态吧，谁知到了那里，服务员跟我说要买票，而且票已经卖完了，我当场被雷得魂飞魄散，只好祝他们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

我注视着他
几乎就是注视着这个国家
他嘴角挂着沉重的云彩
我们安乐，似乎得到了慰藉

而非不能自拔
或诱人的诱惑：
他站着是一枚印章，躺下
就是我们永远都想说出的心事
他语速趋缓
时间就往后走

我只想自己往后走
分辨颂词与祭文
分辨风声与读书声
分辨升天与第二次死亡
这是史书对我们的阅读
一顿一挫，我们挺不起胸膛

我们和你们隔着一道闪电
被切开的是痴迷
是月光和手
既然愿意归来
那就永远不再归来

五点多赶到香港，吃过晚饭就匆匆赶到文化广场，观看二十周年诗歌朗诵会。广场其实很小（香港就是这样，到处都显得仄狭窄小），朗诵会那地方几十个人就不显得人少。
主持人过了十几分钟才宣告朗诵会开始，第一个朗诵的就是北岛。他读了几首诗，最后一首是广为人所知的《宣告---献给遇罗克》。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北岛。他朗诵诗声音显得很低沉，语速起伏不大，不急不缓。主持人说他拘谨，在我看来是没有恰当地理解朗诵会本身的意义和北岛这个人。他朗诵完毕后站在一旁观看，而我紧紧地盯着他看。他很凛然，但并不过份。连他的外貌面容都是那么容易被神化，被神化只能是他的宿命。有时候我们似乎也需要神化这么一个人。其实我来之前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发问，但还是准备了两个问题想问他，现在似乎没有提问环节，而直接跑过去未免有点冒昧，想了想还是作罢。
我刚坐下不久身后就来了一个中年女人坐下，裹着红色头巾，穿着红色带白花纹的一套衣裳，很显眼。过了一会她看我旁边有位置于是坐到了我旁边。坐了一会她后面来了一个男人薄雾浓云愁永昼大声地跟她说话，我听到她说，小声点。朗诵会过了一个小时左右，主持人说，我知道很多人都是慕她的名来的，下面有请黄碧云。这时那个红衣中年女子站了上去，原来她就是黄碧云。她不像是在朗诵，像是在表演舞台剧，话剧式的腔调而辅以丰富的四肢动作，这样的朗诵风格我还是第一次见识。她读完后说，下面有请我的一位好朋友，梁国雄。我这时转过头去才发现原来跟她说话坐在她后面的就是长毛。梁国雄的诗显然水平不怎么样。
朗诵会期间有人找黄碧云签名，有人找梁国雄签名，但似乎没有人找北岛签名，我想他也不应该是一个忙于给人签名的人。一个女子用红布蒙着脸，只穿着一件背心，向前伸出两手来回走动，碰到谁就让谁在她身上签字支持平反，也有人主动签名的。由于她蒙着脸，我连她是黄种人还是白人都没看出来。我待到了十点多就离场，因为已经找不到北岛那张脸了。

    咱们中国连电影都是越大越雷。我本来是躺在椅子上的，当听到鲁肃对周瑜和诸葛亮说“如果两位能够合作，那真是一时瑜亮啊”，立马就从椅子上摔下来了。
    当然了，这主要还是编剧有才。听到赵薇说“这曹操也太虚伪了，打仗就打仗嘛，还来什么文绉绉的会猎于吴”时，我差点又一次晕倒过去。到了孙郎射虎那一段，当看到编剧他老人家利用多种修辞手法表现形式不厌其烦淳淳善诱地告诉我们，老虎就是孙仲谋心中的曹操，射虎就是体现了孙同志革莫道不消魂命信念坚定起来的过程，一个大无畏的无产阶半夜凉初透级革莫道不消魂命家形象被生动而真实地刻画出来，我更是不由得深深地陶醉于这种久违的让人无限怀念的艺术手法。好一场温馨而亲切的小学语文课啊！   

从表面上看，武汉这退赛似乎就是在耍赖皮，李玮峰踩人意图颇为明显，足协作为管理机构进行处罚决不可能还要跟你讨价还价，要是处罚非得你同意才行那么我们的法纪何存？但这么个退出事件中民瑞脑消金兽意居然一边倒地站在了武汉一方，足协遭到又一轮猛烈的口诛笔伐，说到底，其实不为别的，因为你是中国足协。
中国足球职业化搞了将近15年，国家队排名跌倒了史上低谷，你很难不承认这是一场糟糕的职业化。作为发起人、策划者、管理者，中国足协无疑要负上最大的责任。职业化意味着市场化，但我们的俱乐部从一开始就与市场化有着严重的隔阂——产权不明晰。在大部分俱乐部里政府都持有全部或部分产权，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经营者无法独立地发号施令，其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自然也难以落到实处。一句话，管理效率低下，无法打造真正屹立于市场的品牌。
如果说联赛准入上的缺陷由于囿于国情还不能百分百归咎于足协的话，那么在联赛规则和国家队的具体管理行为上足协实在难辞其咎。足协到底是民间组织还是行政机构，它名义上是民间组织，但实际上官僚气比起其他行政部门一点都不输给人家。就以这次退赛事件为例，武汉为什么可以跟足协叫板，因为你的决策程序缺陷太大。足协不是选出来的，它先天就缺乏民瑞脑消金兽意基础。缺乏民瑞脑消金兽意基础的机构管理一个走向完全市场化的职业联赛，同时又没有民瑞脑消金兽主意识，想不出事都难。它在对李玮峰和武汉俱乐部进行如此严厉处罚时没有进行听证程序，又没有另设一个部门受理申诉，再加上各种人际关系和权力干扰，所有违纪处理无法一碗水端平，要想人家被罚得服气，无啻于天方夜谭。这次退赛事件中披露出来的某些细节很有趣，武汉方面在足协正式对外公布处罚决定前得知了结果，于是火速地上京要求把决定先压一压——听上去如此荒谬的事件却就是中国政府部门内行政处罚案例中的普遍现实。你决策过程不透明，不就是让我讨价还价，从而开展权力寻租么？
从另一方面看，中国足协官僚气十足，但它又没有负起行政部门应有的责任，在中国，行政立法是一项相当重要的立法形式，但整整十五年过去了，中国足球运动还没有一项可依赖的法规规章出台，可见中国足协没起到丝毫推动作用，实在是大大地拖了国家法治进程的后腿。
当然人们对足协的怨气其实更多的是来自中国足球的糟糕成绩。在这里足协更是没有可以辩驳的余地。阎世铎搞不升不降，连废两年联赛，使得中国足球元气大伤。国足选主帅标准要求便宜而听话，其实就是方便其以外行干扰内行的工作，而且无法堵塞人们对其省经费以积蓄小钱柜的怀疑。更糟糕的，是忽视了青少年人才的培养，职业化十五年，到目前这一批国少队又传出了人才匮乏的消息，中国足协，教人如何不骂你？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中国足球就是足球中国，足协何德何能，单独承得起这改革大任呢？上头对它没有偏爱，周围可藉借的资源也稀少，底子又薄，以类似部门相比较，人们对它的寄望不也太高了吗？